从旧中国那个仿佛鬼魅般受压迫的丛林生活，到新中国翻身做主人的秩序生活，对于那些曾经深陷底层的劳苦大众来说，这样的转变无疑是一次彻底的重生，犹如翻天覆地、改天换地的巨变。 在旧中国的阴影下，民众忍受着从未有过的痛苦，而在新中国的阳光下，他们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、简洁与尊严。这种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，简直可以用从鬼到人来形容，那个变化，真的不可谓不大。
这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天壤之别。旧社会的压迫让人喘不过气来，而新中国的到来，为人们带来了真正的解放。可这场剧变，居然不以让人们感到极端的痛苦或幸福为前提。基于大脑的可塑性，社会秩序一旦被适应，个体就不再像最初那样感受到过于激烈的情绪波动。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，民众迅速接受了这种有序的社会生活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对于那一代人，根本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直接记忆，尤其是那些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一代，他们从未体验过压迫的生活，新的秩序对他们来说，仿佛是一切理所应当的存在。郭松民先生曾提到，福山的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与新中国民众的体验相对照，实际上，后者沉浸在一种社会主义版本的历史中介论之中。换句话说，人们曾以为，历史的进程已经终结，劳动阶级的翻身做主人，是永恒的胜利。 这种关于社会主义历史终结的观念，正是从个体的大脑可塑性上找到的生理基础。人们的思维和情感在这种历史洪流的推动下，被逐步塑造，渐渐接受了这一切。而余华的《活着》正是最能体现这一变化的文学作品，从任性纨绔的富家子弟，到最后变得贫穷孤独、吃尽苦难的老人，徐福贵的一生可谓是一个从命运中挣脱的缩影。如果你从后往前读《活着》，你依然能够设想出那种历经沧桑后的云淡风轻。那种平淡的态度，正是生活在新中国的民众的心态，他们迅速适应了这种风云变幻的时代，也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安定感。 因此，那时我们常常听到的口号——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，在许多人眼中，可能显得非常强势，甚至决绝。可仔细想来，恰恰相反，这种口号的强烈与决绝，反映的正是人民在一段时期内的思想与感情状态，那时的他们已经不再那么感受到阶级斗争带来的冲击，甚至习惯了在这种云淡风轻的生活节奏中安之若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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